一個教師在教師節后的自詰——

　　兼論學院體制中的“基金崇拜”

　　剛給遠在天津的導師打過電話，祝他教師節快樂，又接到研究生給我打來的電話，祝我教師節快樂。在角色的急劇轉換中，竟有一陣暈眩的感覺。

　　教師節對于學生意味著對師承關系的儀式性確認與感恩，對于教師，則是對自我身份進行審視與反思的法定場合。

　　由于政府多年來鍥而不舍的財政追加投入，今天的教師已成功地躋身受人敬重的行業之一。而這種敬重，與其說是基于教師們的竭力擔當，不如說是基于經濟份額：今天中國大地上哪一處大學校園不是當地最豪奢的建筑景觀？哪一處大學校園不是綠草茵茵卻車滿為患？在一個先是全民經商后是全民炒股，金錢被賦予形而上意義的時代，要求人們安守清貧或許是不道德的。但是，至少就我從業的高校系統而論，作為知識—道德—精神制高點，學院群落對金錢的唯一性價值追求，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是不可接受的。精神或文化正是在超越自然欲望與逐利本能中規定自己。

　　毋庸諱言，“基金崇拜”揭示了一個高校私下承認卻憚于公開認領的事實：金錢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學院體制的“發動機”。我曾撰文批評過學院體制內的“論文崇拜”，認為已經墮落為制度拜物教的論文生產與學術無關。現在看來，“基金崇拜”是比“論文崇拜”還要重癥的制度性疾患。

　　相對于科研基金，對論文的獎勵畢竟是對已成事實的確認，而對基金的獎勵在研究成果出現之前就開始了。在基金支持下完成的課題本屬應然，因為你已經被預付酬報了，但事實是，只要基金到手，哪怕沒有后續成果，也已經被所在學院重復獎勵了。對基金的重復獎勵，因而成了對未成成果的獎勵，這種獎勵的實質是對金錢本身的致敬，是金錢（獎勵）對金錢（基金）的敬意。

　　學院中人蠅營狗茍就是為各類名目的基金奔走，不惜“上窮碧落下黃泉”，一旦中體彩般地拿到錢，精力與尊嚴均已消耗殆盡，而后在花錢買來的版面或書號上發表的所謂成果，如何能擺脫學術產出低水平重復的怪圈？基金申請更是學術賄賂的高發區，歷經幾番操作，多重運作，與各種學術評獎一樣，基金最終落入的常是擁有行政資源的領導層。在當下蓬勃擴張的中國高校，繁復的行政事務非但沒有犧牲院長們的學術表現，反而權學相長，魚與熊掌兼得。

　　我質疑“高校創收”的概念，不僅因為它違反了現代社會的分工原理，更因為它沿襲了早已失效的倫理前提：倉廩實而后知禮節。得消費社會風氣之先的高校同仁們剛剛感覺“倉廩實”的時候，臺灣學者龍應臺曾感慨于大陸學人離開房子車子的話題就陷入失語的尷尬。以國人的收支狀況，高校同仁們已經讓人艷羨，由二三線高校為所謂高層次人才直接提供別墅和百萬安家費，更是引發了震蕩至今的高校人才大流動現象。

　　但是，高校格局并沒有，也不可能因此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原因很簡單，那些只是奔著物質待遇而不是奔著科研環境而去的所謂人才如何繼續成為人才？入住五層別墅的學者如何繼續成為學者？把錢慷慨地砸在別墅和臥室裝修上的高校又如何能提供一個哪怕是像點樣的科研環境？倒是那些“被人才流失”的高校有福了，隨著終日患得患失的永遠感覺匱乏的精神赤貧者的離開，正是高校重返文化制高點的前提。

　　今天，“尊師重教”已由遙遠的承諾兌現為有目共睹的事實，教師節也不再具有精神補償的意義。在舊的意義失落之時，如果我們不能為之尋找到一種用以替代的新意義，來之不易的“尊師重教”的共識本身也將遭遇合理性的危機。說到底，作為靈魂塑造者的教師職業的受人尊重，不能只建立在經濟份額之上。

　　我以為，矯正我們在基金申請中的積弊，國外的專項研究基金制度可以借鑒。比如，美國國防部的基金發放歷來有著嚴格而明確的目標設定，即要保證它的裝備研發在每一個科研周期內都至少要領先于俄羅斯一代。如果這一目標在某一科研周期內未能達成，那么相關責任人，從基金項目主管，到基金評審委員會成員，均要被追究責任，輕者辭職走人，重者接受司法調查。學術賄賂，權學交易，在動輒就可能丟飯碗的制度設置面前，受到威懾。

　　現在我們簡單地把高校的問題歸咎于高校行政化，因此“去行政化”的呼聲不斷。但讓人困惑的是，在職業道德大面積坍塌的狀況下，把權力移交給所謂的“教授委員會”，果真就能解決高校的問題嗎？國外的基金制度在我們這里實施的最大困難在于，如何組織對基金成果的鑒定？如何避免動輒就“填補國內空白”或“完全達到國際一流水平”的程式化的鑒定結論？如何保證學術界不陷入集體作假的同行默契？

　　問題仍將回到道德層面——制度設計者如果不向道德宣誓效忠，就將寸步難行，道德的有力和無力都源于它存在于人心之中。我以為，劍橋大學的學術傳奇并不依賴于前衛的理化實驗室或多媒體設備，而依賴于劍橋人對職業道德的堅守，這種堅守同時也是對物質誘惑的清教徒般的排拒。

　　棄，然后能守，物質的堆砌永遠成就不了精神，教師節不應僅僅成為對教師職業的膜拜禮，它更應該成為對教師職業神圣性的定期提示和對教師職業操守的期許與召喚。（實習編輯：劉艷艷）